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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的印象中，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都是威风八面，所向披靡的大牛。很少有人能想到，美国情报界的这对“瑜亮”，其实互相都看不上眼，在各自工作时彼此拆台，在共同合作中暗下陷阱，他们之间虽没有针对克格勃时的那种刀光剑影，但也是状况百出，以致常常误事。

天生的冤家对头

一战结束时，主管打击国内犯罪活动的联邦调查局权限很大，除了负责国内安全与反间谍，还在海外开展情报活动。但是当时负责情报协调局的多诺万向罗斯福总统提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在联邦调查局之外，另建国内外统一的情报系统。

胡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知道，这个建议一旦成为现实，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活动就要被限制，所以他坚决反对。1942年，多诺万的手下秘密潜入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偷取密码本。这种越权行为让胡佛十分生气，他不但出动人马破坏了这个行动，还把多诺万的密探给逮走了。大伤面子的多诺万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那里，总统无奈之下，只好给这两个左膀右臂分了一下工:将欧洲和亚洲交给情报协调局，联邦调查局则负责在南美洲的秘密活动。但是两家情报机关在配合上还是很不愉快。

不久，罗斯福去世，继任总统杜鲁门在 1946年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主管对外情报工作，胡佛的权力则被限制在了国内。胡佛动员了很多陆军将领和国会议员出马游说总统，但杜鲁门不为所动，只允许在伦敦、巴黎、罗马、渥太华和墨西哥城等重要地区设立FBI办事处，而且那里的特工只能处理国内案件中的涉外部分，不准收集驻在国情报。

中央情报局在还没有走上正轨时，就通过官方途径向联邦调查局提出一些诸如交接文件、共享情报的要求，这些都被胡佛以一个“拖”字诀来对付。二战结束以后，联邦调查局获得了大量与苏联有关的资料。事关重大，胡佛还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情愿地给中央情报局送去其中一些。

因为在国内，中央情报局没有合法权利和特许状从事任何调查，有时他们必须委曲求全地请联邦调查局协助工作。曾经有两个已被察觉的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中央情报局要求联邦调查局监视这两个人并窃听他们的电话，但是胡佛拒绝了:“我们又不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他让人传话给中情局局长:“告诉赫尔姆斯先生，如果他想监视这两个人，他可以自己干。”赫尔姆斯听后很无奈:“我不打算命令我的人在纽约城里搞监视活动。我们无权干这种事。所以，你们要是不搞，那就干不成了。”赫尔姆斯知道胡佛心里的小算盘，他就等着中情局在美国国内搞点小动作，然后把消息捅给媒体，看中情局的笑话。

中情局当然也不是好欺负的，在可以的时候少不了报复一下胡佛。有一次中情局的特工在国内行动，让联邦调查局逮个正着。中情局希望胡佛网开一面，结果被后者断然拒绝。中情局一不做、二不休，拿出来之前多诺万收集的胡佛搞同性恋的照片，威胁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局长。胡佛看到照片后暴跳如雷，不过中情局那个特工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两家结下的这些梁子，后来都成为美国情报工作的不能承受之重。

肯尼迪遇刺:两家相互怀疑

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点半，肯尼迪总统乘坐敞篷轿车驶过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广场，突然遇刺身亡。凶手奥斯华很快即被逮捕，但两天后就被另一位枪手灭口，使此案变得扑朔迷离。

1963年，涉嫌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华在被押解途中被另一个杀死灭口。

继任总统约翰逊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暗杀事件，首席大法官华伦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所以这个委员会被称为华伦委员会。约翰逊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并命令中情局予以配合。

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11月22日在写给全球各工作站的通告中说:“肯尼迪总统惨死一事，我们务必迅速查出各种不寻常的情报迹象。”此时总部的一名特工，在墨西哥档案管理机构里发现了奥斯华的卷宗，赶忙去交给了主管墨西哥和中美洲秘密行动的上司惠腾。

卷宗显示，在1963年10月1日上午10点45分，自称奥斯华的男子打电话到墨西哥市的苏联大使馆，询问申请前往苏联旅游签证的结果如何。在墨西哥秘密警察的大力协助下，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窃听了苏联与古巴大使馆的往来电话。

从电话中，中情局得知奥斯华出身美国陆战队，1959年10 月向苏联投诚。中情局因而猜测，此人已在为克格勃服务，同时他们将刺杀肯尼迪的幕后黑手锁定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或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其实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在1962年初就有奥斯华的档案。到了 1963 年 10 月，联邦调查局已侦知，奥斯华是狂热支持古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且与苏联情报官员有所接触。但中情局始终没有和联邦调查局比对报告，以至后者一直没能追查到奥斯华的行踪。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1963年12月大发雷霆，指责属下们“严重无能”。

中情局掩盖了很多情报，没让负责调查遇刺事件的华伦委员会知道。惠腾梳理了从海外工作站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希望从中筛选出事实，然而要完成这个工作，必须联邦调查局和他共享情报。结果他还是花了两个星期，才获准调阅联调局所做的报告。“我这才知道，调查期间FBl显然早就知道无数与奥斯华背景相关的重大事实，却一直没有和我沟通。”惠腾后来回忆说。

与此同时，中情局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安格而顿还相信，莫斯科已派出一位双面间谍来掩饰萧联在杀害肯尼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怀疑的人名叫诺先科。诺先科的父亲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造船工业部部长，他自己二十五岁时加入克格勃。

1961至1962年间，诺先科专责监视美国大使馆，后来升任观光科副科长。这个年轻人酷爱伏特加，常常饮酒误事，但都被身居高位的父亲给摆平了。

真正的大麻烦发生在1962年6月，诺先科以安全官身份随同苏联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出席十八国裁军会议。他在大醉后，被一个妓女偷走了他手中相当于九百美元的瑞士法郎。克格勃因诺先科保管经费不当，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

自知闯下大祸的诺先科，误以为美国代表团的马克是中情局官员，于是希望得到后者的庇护。一次会议后，诺先科朝马克走过来:“我有话要和你谈……这儿不方便。我想和你吃个午餐。”两人约定第二天见面。马克虽然不在中情局任职，但一直同中情局有合作。

见面后，诺先科开宗明义地说了自己的遭遇:“我得赶快补上。所以，我给你一点中情局很感兴趣的情报，我只要钱。”马克不忘提醒他:“你这可是犯了叛国罪。”诺先科早已想过为美国提供情报的前因后果，所以两名中情局官员不必再隐身其后，当即出面来见诺先科。中情局苏联科驻伯恩官员贝格莱在1962年6月11日打电报回总部说，诺先科已“彻底证明他的诚意”，且已“提供重要情报”。

诺先科答应回莫斯科替中情局当间谍，直到1964 年2 月身份暴露，叛逃美国。诺先科带来了重要情报，他说在自己处理过的克格勃奥斯华档案中，没有任何苏联涉及暗杀肯尼迪的指涉。当初克格勃认为奥斯华不够“聪明”，且心理素质较差，不适合当间谍，所以没有招募这个人。

这时，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叛逃人员“费多拉”证实了诺先科的说法。但“费多拉”最终被证明是为苏联工作的双面间谍，而中情局对诺先科的两次测谎都证明他在奥斯华问题上撒了谎。两大情报机构就诺先科的忠诚发生争执，联邦调查局的胡佛认为诺先科所言属实，这个人是一位可信的投诚者;而中情局反间谍处的处长安格尔顿指责诺先科是在撒谎，认定他是苏联派来的双面间谍，其使命就是撇清苏联和肯尼迪遇刺间的关系。

1964年4月，中情局在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批准下，将诺先科单独拘禁起来，在此期间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中情局对诺先科进行了持续的审讯和测谎，判定他一直都在说实话。最后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拍板:“恢复诺先科的自由，让他走出笼子,呼吸一下'自由世界’的新鲜空气。”诺先科在监狱里度过1277天后获释，获得8万美元赔偿,同时被任命为中情局的反情报顾问。

这个案子总算是了结了，但FBI与CAI相互不信任的情况却加重了。1970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打电话给总统尼克松，问他如何看待联邦调查局从奥列格·利亚林(在伦敦活动的一名克格勃人员)处获取的情报，尼克松的回答让胡佛大跌眼镜，因为总统说他从未收到过报告。胡佛追查后才知道，中情局反间谍处竟然宣称那些是假情报，扣下了它们，胡佛的肺简直都要气炸了。

水门事件:CIA如何阻击FBI

1972年，胡佛去世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缓和了不少，但因争权而起的摩擦从来也没有停息。

6月17日,时任总统尼克松属下的“管子工”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相关文件。这些人当场被捕，他们是尼克松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和四名古巴人。麦科德是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是一位窃听专家。

当时的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曾是一名职业军人，在中情局先后任计划处科长、处长，以及负责特别行动的副局长等职。赫尔姆斯获知水门大厦的消息后极为沮丧，他在6月19日的高层例会上说:“我们要倒大霉了，因为这些都是老人。”言下之意，就是那些古巴人也都曾经为他们中情局工作。不过，赫尔姆斯还是故作乐观地说:“我们都知道他们在白宫工作。”

尼克松

尼克松的心情显然更不好，他紧急召见赫尔姆斯和他的副手沃尔特斯，命令他们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挠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赫尔姆斯不愿意将这个棘手的事件揽在自己身上，就交给副局长沃尔特斯去做。沃尔特斯打电话给胡佛的继任者、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葛雷，希望他能袖手旁观。葛雷没有前任那样的魄力，所以也就开始消极对待“水门事件”。

为了让那被捕的五个人不吐露出损害总统声望的供词，尼克松预备让中情局拿一百万美元给那几位老雇员做封口费。有权从中情局机密预算中提钱的人只有正副两位局长，但赫尔姆斯很清楚，如果他配合总统的话,以后东窗事发，不只自己将要面对牢狱之灾，而且还要使中情局蒙羞。

与其继续呆在国内应付这些烂事，不如到外面躲个清静。所以赫尔姆斯前往亚洲和大洋洲开始了为期三周的考察，把局中事务暂时交给沃尔特斯打理。赫尔姆斯走后，联邦调查局又计划着手查证“水门事件”。葛雷告诉沃尔特斯，中情局如果一定要他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撤销调查，就必须给他一份书面的命令。沃尔特斯既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必要去代总统背这个黑锅。

葛雷在7月6日与沃尔特斯会谈后不久，就打电话给总统尼克松:“你的幕僚人员想操纵中情局，这等于是在给你致命伤害。”事已至此，尼克松只有故作大度地表示，让联邦调查局放手取证,给世人一个真相。

7月底，赫尔姆斯回国后，就听到了麦科德让律师带出来的口信:总统的人要他在作证时说偷闯水门大厦是中情局的运作。白宫某助理告诉他，计划先让中情局顶罪，然后再由总统颁布特赦。

赫尔姆斯在获知总统的这个预谋后，大声说“不”。他留下一段名言:“中央情报局是一个超党派的机构，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它不偏袒任何一个党派。一旦中情局卷入了国内党派之争，它便失去了对总统、对国家的价值。”他同时警告下属:“尽量离这起事件远一些，否则会被人利用，会被牵连进去。”

最终“水门事件”并没有阻止尼克松的连任，他高票当选后没有忘记报复中情局，赫尔姆斯被解除中情局局长的职务，派往德黑兰,当上了驻伊朗大使。

反思9·11:相逢一笑泯恩仇

1987年,曾当过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威廉姆·H·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迎接他的是中情局同事的冷漠与敌视。但他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两个情报部门合作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因为职权分工上存在的各种矛盾，要想让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亲如兄弟，那却毫无可能。

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情报界备受非议，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自然首当其冲。主外的中情局没能截获恐怖分子的预谋，主内的联邦调查局又没能及时地防患于未然。当然，美国各个情报组织间壁垒森严也是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司法部在2005年公布的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在“9·11”事件前掌握了一些重要线索，但没有加以重视，错失了至少5次逮捕劫机犯的时机。一名 FBI 特工在“9·11”事件前两个月曾发出警告：“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已遣人前往美国接受飞行训练，为劫机作准备。但 FBI 高层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基地'组织联合调查组”中的多名 CIA 雇员和 FBI 探员，在2000年1月截获了多封刚刚发出的电报，其中就包含了大量劫机犯米达尔活动的信息，但没有把这些情况上报 FBI 。

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到的通话记录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开会时，米达尔也在场，所以他受到了 CIA 的严密监视。此后，哈兹米和米达尔赴美，居住在圣迭戈市，他们本应受到 FBI 的些监视，但实际却没有。直到2001年8月未， FBI 才获知哈兹米和米达尔抵达美国。

9月11日当天， FBI 特工再次对两人展开搜捕，然而“直到袭击事件发生时都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由此可见两个情报组织间各自为政的程度。

痛定思痛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设立了一个情报办公室，邀请中央情报局的专家来帮助联邦调查局收集和分析情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至此终于冰释前嫌，翻过了“9·11”这一页，承诺不再相互指责。他们戮力同心之下，很快逮捕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穆贾希尔，此人是“基地“组织成员，正计划使用“脏弹”(指含有放射性材料的常规炸弹)对美国发动袭击。

“9·11”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加大了机构组织的改造力度，前者加重对人力情报的投入，后者扩大了权限，进行机构改革。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国内大力招募外国人充当海外间谍，引发了其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新矛盾。美国《纽约时报》有消息称，CIA认为FBI的这一举措使CIA的传统职权范围再度受到侵犯。因此不管怎么样，这对老冤家会继续在合作中暗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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